按照有关规定，在我国成立社会组织，必须先找一个政府部门作业务主管单位，然后才能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。这种双重管理体制一直为社会舆论所诟病，人们习惯地称之为“找婆婆”。而刘淇的上述表态，可能是现任高官第一个这么直接、这么明白地把问题提了出来，这无疑让人感到欣喜。

　　社会组织需要找到“婆婆”才能登记注册，这一政策的初衷可能是为了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，但其实际效果却存在很多弊端。弊端之一便正如刘淇所言，“导致社会组织很难正常发育”。统计显示，国际上每万人拥有民间组织的数量，法国为110个，日本为97个，我国只有2.1个；我国民间组织总支出约占GDP的0.73%，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%的水平，也低于4.6%的世界平均水平。

　　弊端之二，这样一种双重管理体制，导致“政社不分”，很多社会组织变成了“二政府”，其职能由政府分化而来，“很官方”甚至“很官僚”，很难发挥社组织应有的作用。

　　弊端之三，由于很多社会组织找不到“婆婆”，他们便只能半公开、半地下地活动，反而给政府监管带来了诸多不便。据报道，自1988年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出台以来，20年间，只有20%的社会组织按照规定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，而80%的社会组织则处于“非法”的状态。这样，民间的社会组织便难免鱼龙混杂，有的还干起了违法勾当，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公信力。

　　从本质上说，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导致的“政社不分”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“后遗症”。在计划经济模式下，一切事务由政府包揽，自然无须也不容民间的社会组织“插手”。而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，由于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，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舞台依然不够大。

　　社会组织“政社不分”的现状需要改变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政府的职能是“有限”的，很多社会事务的发起、运行和管理，应该由社会组织来承担。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培育社会组织，解除束缚社会组织发展的种种枷锁，给社会组织松绑，促使其进一步发展壮大，使其能够承担起社会事务管理的职能，为政府分忧，为社会公众服务。

　　给社会组织松绑，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因为松绑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可以任意发展，为所欲为。一方面，社会组织登记注册时，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才可以成立；另一方面，社会组织成立后的一切活动，必须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。有了法律来“管理”社团组织，就无须各种行政手段束缚其手脚。

　　北京市研究“政社分开”的相关改革方案，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，同时也预示着我国政治职能改革及社会组织建设又将向前迈进一步。